目录
绪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起：近世的时间段划分与近世中日的共通问题
第二节 先行研究的回顾与检讨：“朝贡体制论”“朝贡贸易体制论”“互市制度论”
一、费正清与“朝贡体制论”
二、“朝贡体制论”的修正与批判
三、“朝贡体制论”在德川日本对外关系研究中的应用
四、“朝贡贸易体制论”的提出
五、有关明代中日关系与朝贡—勘合贸易之研究
六、德川日本对外关系与“互市制度论”的推进
七、近世中日贸易数量以及长崎贸易的先行研究
第一章 明初的对日交涉与“日本国王”的实像及虚像
第一节 东亚区域秩序的重建与明太祖的对外政策基调：“不征”“沮”“绝”
第二节 诏令向谁颁：统一的明朝与政权分立的日本之交涉
一、明初对日交涉的特点与难点：对象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
二、“日本国王”怀良的实像
第三节 明初赴日使者的多线索交涉
一、《云门一曲》所见赵秩的在日交涉活动
二、滞留“防州”时期的“大明国使”赵秩
三、佛教人际网络与明太祖的“遣僧为使”
四、祖阐、克勤一行在日本的多线索交涉
第四节 怀良的“虚像”与明朝的却贡
第五节 洪武时期明朝对日交涉原则的确立
第二章 明、日“勘合贸易”体制的形成与终结
第一节 足利义满与明、日勘合贸易的开始
一、明、日交涉的重开
二、贡期、贡物、回赐与白银、铜钱的流动
第二节 明、日勘合贸易的中断
第三节 勘合的恢复与日本国书的曲折表述
第四节 明、日勘合贸易的矛盾与终结
一、难以为继的“厚往薄来”与日本对铜钱的需求
二、《善邻国宝记》所见“神国”思想的膨胀
三、战国时代的日本与勘合贸易的终结
第三章 德川初期日本对中国交涉政策的转变及其区域背景
第一节 15至17世纪东亚海域的变动
一、海域贸易网络的形成和多极化
二、明朝对东亚海域的带动及其主导地位的动摇
第二节 中日贸易模式的转变
一、丰臣秀吉的“天下一统”及其区域霸权构想
二、“勘合”的变调与中日贸易模式的再构建
第三节 日本对中国政策转变的主要因素
一、德川幕府对贵金属开发和输出的垄断及日本货币制度的统一
二、朱印船的海外贸易
三、贸易对象、交易途径的增多
第四节 东亚海域纷争中日本的应对策略
一、平山常陈事件与天主教、新教国家的对日贸易竞争
二、安南的阮、郑之争与日本在区域贸易中的优势
三、柬埔寨与暹罗的争端与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交涉政策
第四章 清、日“往市”贸易模式的成立和展开
第一节 “锁国”与德川幕府对外政策的调整
第二节 后金至清初的对日交涉
一、从努尔哈赤到顺治帝的对日交涉策略
二、清朝商人赴日本贸易的开始
三、清朝海禁时期中日贸易的数量问题
第三节 清朝海关贸易的开始与康熙帝对日官方交涉的尝试
第四节 德川日本对中国商船的贸易调控：从丝割符制度到正德新例
第五节 日本生产技术能力的提升对贸易主导权的影响：以瓷器的输出为例
第六节 幕府对输出品结构的调控
第五章 正德新例的信牌制度与清日政治、经济的博弈
第一节 制定正德新例的双重目的
第二节 正德新例的实施与“唐通事”的中介作用
第三节 信牌的意义：内外有别的解释
第四节 康熙帝对日本信牌事件的处理
第五节 日本信牌事件在清朝的政治意义
第六节 德川幕府对中国交涉的特征与康熙帝的对日交涉策略
第六章 清、日贸易中的“唐船商人”
引言：唐船贸易与“唐船商人”
第一节 唐船贸易对德川日本的意义
一、唐船联结起的广域贸易网络
二、实物交易外的技术流转与传播
第二节 清朝官府出海许可证书所见赴日商人的位置
第三节 唐船商人的处境（1）：“信牌”成为清、日双方官府认可的制度以后
第四节 唐船商人的处境（2）：“盈物”及同类盘剥事件
第五节 唐船商人的处境（3）：唐人屋敷的博弈
第六节 唐通事与德川日本的“怀柔远商”
一、唐通事的身份属性及编制
二、通事在唐船贸易中的工作
三、“怀柔远商”：唐通事群体的政治功能
第七节 “武威”与德川幕府对唐船商人的打杀
第七章 清朝统治者的多极化世界观与互市的展开
第一节 康熙帝对日本信息和区域形势的把握
一、“密探莫尔森”的日本情报
二、康熙朝官吏对海外情况的把握与皇帝的多极化世界观
三、《尼布楚条约》的经验与“多极化世界观”的特征
四、徐元梦、马齐与康熙：没有成果的决策层讨论
第二节 雍正帝对日本型区域秩序的默认
第三节 乾隆年间议禁南洋贸易案再考察
一、红溪惨案与“沉默外交”
二、议禁南洋贸易奏折内容的再梳理
三、海外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四、没有官方交涉的“朝贡国”荷兰
结语
附录《唐蛮货物帐》（手写影印本）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