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新命与政法建构：康有为的返本开新方案（１８９０－１９０３）
／政法：中国与世界
栾兆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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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出版年：2025年12月 |
| コード：520380 372p 23cm ISBN/ISSN 97873013658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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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关注康有为思想中儒学转型与法政建构之间的关系，研究时段始自康有为转向今文经学（1888年），至其第二次完成大规模的释经计划（1903年）止。因连绵而至的内忧外患，中国自近代始面临亘古未有的整体性文明危机，进入惊涛骇浪的大转型时代。为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康有为采取保国、保教、保种的整体性方略，不仅持有保国立教的特殊主义关怀，而且具有实现世界大同的普遍主义情怀。康有为相信儒学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思想体系，蕴含着亘古常青的价值理念，不仅在过去而且在现代乃至在未来依然能发挥出重要作用。为使儒学在新世焕发新命，从1888年转向今文经学起至1903年完成大规模释经终，康有为从中西文明中汲取有益成分，通过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大同三世说等学说发扬孔子之道，对儒学经籍进行现代性诠释，重构了儒学普遍主义。康有为对儒学的创造性转化，深刻影响了他此时期有关“个人-社会-国家-天下”秩序的法政建构之设想，具体呈现为其在人权观、立宪观、变法观、自治观、“国际法”观、政教观等方面的一系列思想主张。康有为依托今文经学，承继中华文明和汲取西方文明而重构儒学，勾连起传统、现代与未来间的连续性，展现了一种力求满足中国变法改制需要，又有益于人类未来和世界发展的文明样态。可见，康有为是在重新诠释儒学经籍的基础上展开儒家的现代性叙事，即便吸收西方思想和制度也是出于使儒学发展的一种内在要求。他对普世价值的接纳，既是在儒家思想中寻找现代性理念的过程，又是现代性理念在儒学系统中获得诠释的过程。他坚持儒学的大根大本，所持有的是站在中华文明主体性立场上的继往开来的思路，也是一种以中华文明为自身规定性的中西融合的思路。康有为这种返本开新的方案对近现代中国的文化思想及发展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当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及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不无借鉴与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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