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 - 制度创新与理论演变(1949-2020)
/国家治理丛书
精装
王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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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
出版年:2020年08月 |
コード:463170 285p 24cm ISBN/ISSN 97871001849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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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反贫困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出中国特色反贫困模式。本书基于贪困发生学视角,对中国贫困类型作了开拓性研究,对中国农村扶贫开发模式作了系统的理论梳理和提炼。第一次提出社会网络扶贫和内生性扶贫理念,并以这两个理念为主线,对中国扶贫开发政策的制度演进过程作了系统梳理,从乡村政治治理、农民合作、微型金融、集体经济、社区发展、生态建设等角度对中国农村扶贫的创新模式作了全方位理论和案例研究,对未来中国扶贫开发模式的转型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与启示,对全球发展中国家减贫工作也具重要借鉴价值。
目录 第一章 中国的贫困与反贫困—基于贫困发生学的研究 一、引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30年和改革开放后40年的反贫困成就 二、贫困的根源在哪里?—贫困发生学的视角 三、如何反贫困?—减贫类型、战略选择与实施主体 四、结论:族群型贫困与综合性反贫困模式的运用 第二章 中国扶贫政策框架的历史演进与制度创新:1949—2020 一、引言:我国扶贫事业70年的基本脉络、历史成就与世界意义 二、第一阶段: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和大力建设基础设施阶段(1949—1978) 三、第二阶段:农村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和农村经济迅速发展阶段(1978—1985) 四、第三阶段:扶贫组织体系的系统建立和有计划地大规模扶贫阶段(1986—1993) 五、第四阶段: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和大规模减贫的攻坚阶段(1994—2000) 六、第五阶段:我国扶贫开发的转型和进一步深化阶段(2000—2012) 七、第六阶段:十八大和十九大之后的扶贫攻坚最后决胜阶段与彻底消除贫困阶(2012—2020) 八、结论:中国扶贫事业的制度演进路径与未来趋势 第三章 乡村振兴战略与中国扶贫转型 一、包容式(普惠式)增长、机会均等与赋权 (一)反贫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与特征 (二)什么是好增长,什么是坏增长? (三)实现包容式(普惠式)增长 (四)赋权、改善民生与提升可行能力 (五)机会均等与社会公平正义 二、统筹区域发展和城乡发展,推动内生式扶贫,实现全面小康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准 (二)实施差别化、倾斜性政策,外生力量与内生力量相结合 (三)立足长远和基础,切忌形式主义扶贫 三、实现精准脱贫,提高扶贫的精准性和可持续性 (一)精准扶贫的关键是精准分析贫困根源 (二)精准扶贫的有效性有赖于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三)精准扶贫要着眼于对扶贫对象进行精准化管理 (四)针对不同贫困类型,进行分门别类的有针对性的扶贫 (五)精准扶贫要广泛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建立长效机制 第四章 社会网络扶贫的理论与实践 一、引言:我国扶贫事业的历史成就与战略转型 (一)我国扶贫事业的几个基本历史阶段及其主要成就 (二)我国扶贫开发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贫困的内涵和致贫根源:相关文献梳理 (一)贫困的内涵:从收入标准到可行能力与赋权原则 (二)贫困发生学:从一般分析到社会网 三、社会网络的内涵与社会网络扶贫的理论基础 (一)社会网络的内涵 (二)社会网络扶贫的理论基础之一: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 (三)社会网络扶贫的理论基础之二:社会网络与共同体建设 四、社会网络的具体表现形式 (一)经济与社会制度网络 (二)社会组织网络 (三)政治组织网络 (四)宗族组织网络 (五)宗教组织网络 五、社会网络扶贫的实践模式 (一)通过大规模的制度建设构建和创新社会网络的底线保障基础 (二)组建各种社会组织,促进农村居民的联合 (三)加强村委会建设和乡村治理建设 (四)引导家族、宗族和宗教组织合理运行,增强村庄的社会黏合度 (五)动员全社会各种力量进行“参与式扶贫” 第五章 内生性扶贫的根基、机制、载体与抓手 一、如何正确地看待贫困? 二、以多元综合的方式推进扶贫 三、精准扶贫和社会网络扶贫 四、从外生式扶贫到内生性扶贫 五、内生性扶贫的根基:乡村善治与发展集体经济 六、内生性扶贫的有效机制:市场机制培育与社会力量动员 七、内生性扶贫的组织载体:把分散小农整合为“大农” 八、内生性扶贫的有效抓手:产业扶贫、互联网与新型乡村工业化 九、政府:为中国减贫和农村发展创造一个长治久安的条件 第六章 微型金融发展与减贫机制创新 一、引言:我国反贫困的成就与深度贫困地区减贫的挑战 二、微型金融在深度贫困地区有效减贫中的功能机理:七大效应的分析 (一)滴落效应 (二)赋权效应 (三)赋能效应 (四)社会网络效应 (五)治理效应 (六)文化伦理效应 (七)乡村产业链效应 三、公益机构主导型、商业机构主导型和政府主导型微型金融 (一)福利主义和机构主义微型金融 (二)公益机构主导型微型金融 (三)政府或准政府主导型微型金融 (四)商业机构主导型微型金融 四、微型金融在深度贫困地区减贫中遇到的瓶颈与挑战 五、未来微型金融如何助力解决深度贫困?—着眼于乡村全面复兴的制度框架 第七章 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与反贫困 一、农民合作组织促进农村减贫的核心机理 二、新型农民合作社的制度特征 三、农民合作组织的弱内生性是否影响了农民和贫困人群的福利? 四、提升农民合作社自生能力,促进减贫和农村发展 第八章 社区主导型发展与社会网络扶贫 一、社区主导型发展的目标和内涵 (一)传统农村社区面临的问题:“双重消解”与“社区溃败” (二)社区主导型发展的目标和内涵 二、社区主导型发展和社区主导型扶贫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 三、传统乡村社区治理模式与贫困者救济机制:一种借鉴 (一)中国古代的传统乡村社区的特点 (二)传统乡村社区治理的五大基本理念 (三)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贫困者救济和保障机制 四、社区主导型发展与社会网络扶贫:村社内置金融模式 五、社区主导型发展与社会网络扶贫:社区发展基金模式 六、社区主导型发展与反贫困:新乡贤机制 第九章 农民资金互助与反贫困1 一、农民资金互助与反贫困:核心机理 二、农民资金互助的主要形态与发展状况 三、农民资金互助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四、农民资金互助的未来趋势 第十章 乡村民主政治治理与反贫困 一、乡村民主政治治理与减贫:核心机理分析 二、中国乡村民主政治机制的历史演变 (一)村民自治制度的早期试验和推广 (二)村民自治立法进程与各地的村庄民主试验 (三)村民自治在20 世纪90 年代之后出现的问题 三、中国乡村民主政治的创新:村民议事会制度 四、多元共治的乡村协商民主、社会网络与反贫困 第十一章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反贫困 一、引言: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中国减贫事业 二、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村减贫的核心机制 三、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涵、类型和性质分析 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挑 五、结论:推动集体经济发展,为扶贫注入更大内生动力 第十二章 边疆民族地区反贫困与普惠金融构建 一、边疆民族地区发展与金融反贫困的重要性 二、普惠金融与机制创新:基于内蒙古边疆牧区金融服务实地考察 (一)牧区金融服务的特殊性与金融服务创新 (二)边疆民族地区普惠金融建设进程中的各类金融机构 (三)倡导差异化的牧区金融监管 三、挑战与应对:突破边疆民族地区金融服务的困境 四、新技术和新思维在边疆民族地区金融服务方面的重要意义 五、结束语 第十三章 民族地区反贫困的多元模式 一、把贫困送进博物馆:民族地区反贫困的挑战和模式创新 二、民族地区反贫困经验(一):救济式扶贫的实施及其意义 (一)救济式扶贫的对象 (二)救济式扶贫的意义和对象瞄准 三、民族地区反贫困经验(二):能力增进型扶贫与金融反贫困 (一)商业性正规金融机构信贷:扶贫模式和挑战 (二)政府的扶贫贴息贷款:运行机制与对象定位 (三)非政府组织主导的信贷扶贫模式:社区发展基金的运作机制 四、民族地区反贫困经验(三):普惠型扶贫的整村推进式战略 (一)整村推进扶贫战略的政策、理论背景与评价 (二)云南大理的整村推进模式和解决族群式贫困的易地扶贫搬迁 五、结论:民族地区反贫困模式和反贫困主体需要多元化 一、引言:中国扶贫事业的成就与制度深化 二、宁德的贫困发生机理与反贫困机制 (一)制度供给不足型贫困和制度变革型扶贫模式 (二)区域发展障碍型贫困与基础性扶贫和生态恢复型扶贫 (三)可行能力不足型贫困与能力增进型扶贫 (四)族群型贫困与族群系统型扶贫模式 三、宁德扶贫模式探索:内生性扶贫的理论与实践 (一)宁德扶贫模式体现了我国扶贫思路与战略的三大转变 (二)宁德内生性扶贫的核心是培养农民主体性、扶贫机制性、脱贫可持续性 四、宁德内生性扶贫模式实现三大融合 (一)市场机制与政府功能的有机融合 (二)内生力量与外生力量的有机融合 (三)普惠型扶贫与精准型扶贫的有机融合 五、内生性扶贫:宁德模式的启示与未来方向 第十五章 中国的反贫困与生态保护 一、引言:生态资源、保护困境与农村贫困 二、生态保护与减贫—发展双重目标的实现机制之一:替代性生计的选择及其可持续性 三、生态保护与减贫—发展双重目标的实现机制之二:生态环境教育及其可持续性 四、结论:在生态保护和减贫中实现外生力量和内生力量的有机融合 第十六章 易地扶贫搬迁与反贫困 一、引言:深度贫困区的反贫困与易地扶贫搬迁 二、易地扶贫搬迁的意义与约束条件 (一)易地扶贫搬迁的意义 (二)“搬迁陷阱”:易地扶贫搬迁的约束条件 三、广西深度贫困的分布结构与易地扶贫搬迁机制及模式 (一)广西深度贫困的分布结构与特点 (二)广西易地扶贫搬迁的“顶层设计—动员激励—统筹协调—监督考核”四位一体机制266 (三)广西易地扶贫搬迁的核心模式 四、结论:如何避免返贫和回流:易地扶贫搬迁的系统性制度框架 (一)广西易地扶贫搬迁的主要成就 (二)易地扶贫搬迁的“经济—社会—文化”系统性制度框架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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