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订版说明＞
读者看到这个版本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去年7月该书刚出版，为什么不到一年就出增订版？我来说明一下。
《最后的“天朝”》一书在2009年开始写作，2015年完成初稿，经过不断的修改，于2016年5月定稿。差不多与此同时，日文和韩文的翻译稿也已成形。我的想法是先在大陆出版中文，然后再出版外文。不料，中文稿在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送审时，拖了很久，迟迟没有结果。日本岩波书店催得急，便在2016年9月首先出版了日文版。大概到年底时，中文版送审的结果出来了：目前不宜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于是，2017年4月韩文版便出版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中文版也准备付梓。
那时，“萨德事件”闹得正凶。我在大连的一次学术报告中，讲述了本书的基本观点和结论，其中一点就是：中朝之间同盟关系的基础早在“文革”结束时就已经发生动摇，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朝鲜已经不是中国的盟友，而是潜在的敌人。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演讲稿在网上公开后，引起强烈反响，针对我关于中朝关系的说法，有人支持，更有人反对，甚至还有人指责我是“叛徒”、“汉奸”。对于那些毫无学术理念的无端攻击，我并不在意，但这里的确有一个学术性问题需要回答。
从历史发展过程看，中朝同盟的瓦解发生在1980年代，我在写作本书时虽然也看到一些史料，但感觉不够充分，似乎还要等一段时间才可以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所以，对中朝同盟的瓦解，只是作为“尾声”做了简单的论述。对此，我在“后记”里已有说明，并表示将来有足够的史料时再补写一章。现在看来，既然“中朝同盟关系已经瓦解”这个结论如此“意外”和“惊人”，就必须对读者有一个交代，不能三言两语讲一下结论，而应该对这个历史过程有较为详细的描述。这是一个学者应负的责任，我决定立即开始研究邓小平时代的中朝关系。
作为历史研究，必须从档案入手。然而，在我写毛泽东时代中朝关系所使用的档案文献中，可以利用的史料不多——中国档案尚未解密，俄国档案涉及的内容有限。好在我们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正在承担一项国家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周边国家对华关系档案收集和整理，我发现，韩国和日本的外交档案都已经解密到1986年，甚至更靠后。有了这些原始文件做基础，再有中国外交部、中联部1980年代印发的大量内部刊物，并补充以当时各国的公开报刊，这项研究还是可以进行的。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完成了“改革开放与中朝同盟基础的瓦解”一章的写作。虽然仍有很多历史细节还不清楚，很多历史链条尚未衔接，但大体脉络还是描绘出来了。
考虑到本书的主体是毛泽东时代的中朝关系，新补的这一章还是作为“尾声”比较适宜，也解决了我在后记中所说“头重脚轻”的问题。在这个写作过程中，我依据新的史料和一些学者的意见，也对初版稿进行了不少细节的修订。在此，我对为本书提出问题和意见的各位同仁，以及为我提供日本档案中译文的徐显芬教授和帮助我翻译韩国档案的赵青峰同学，表示感谢。
顺便说一句，今年9月将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本书英文版，就是在这个中文增订版的基础上翻译的。

沈志华
2018年3月15日